盐亭模式：还穷困病人尊严
新华北京２月２３日电（文赤桦）躺在四川盐亭县肿瘤医院病床上的杨群芳老太太，面色红润，神情爽朗，完全不象一个正住院接受癌症治疗的病人。
６６岁的杨群芳，前几年一直和在*库尔勒打工的儿子生活。去年被确诊患了食道癌后，杨群芳当时就对儿子说：“回老家，到盐亭去治病。”
杨群芳的老家在四川射洪县天香镇，距盐亭县７０多公里。“这个医院名声大哦。我娘家的亲戚，还有邻居的食道癌都在这儿医好的。收费又合理，我们穷人负担得起。”正在接受化疗的她，身体有点虚弱，但说起话来却不显病态。
地处川北丘陵地区的盐亭县肿瘤医院，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的县级肿瘤防治医院。在这里胃癌、食道癌的医疗费用约１．６万元，而在大城市医院，同样的治疗，费用却是这个数字的四到五倍。
医院收治的病人几乎都是穷困的农民和城镇居民。其中７０％左右的病人，是从外地，尤其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慕名而来的。
中国３０年的经济改革已经将这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摧毁了从前的集体医疗体制。结果，在ＧＤＰ总量飙升的背后，医疗资源的鸿沟肆意地横亘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１０年中国ＧＤＰ总量约３９．８亿元，而*府在公共卫生上的投入占比仅５％。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不少公立医院公益性质淡化，赚钱成为首要目标，至使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流行病学专家乔友林博士说，“穷人也有尊严。有钱人可以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医问药。不少穷困的癌症病人没地方去，只好放弃规范化治疗，痛苦而没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一些农村病人甚至选择放弃生命。”
而盐亭县这家平民肿瘤医院，已然维护了穷困病人的尊严。
来自四川仪陇县的何作强，过去５年一直在广州打工，去年食道癌复发。５３岁的他选择回到这个县肿瘤医院接受放疗，费用大约是６０００－７０００元。１９９９年，何作强就是在这家医院做的食道癌手术。
“要是留在广州，我们根本负担不起好几万元的医药费用。”何的妻子唐淑德说。在省级肿瘤医院，一个放疗疗程费用需要３－４万元。
为了方便妻子照顾丈夫，医院为何作强夫妇安排了一个单人病房，可以自己做饭。
[1][2]下一页“医院一天只收３元钱的煤气、水电费。还可以洗热水澡。现在很难找到这种医院了。”唐淑德说。
院长王栋说，医院收治一个住院病人，每天要补贴２元水电气费和２元营养配餐费。补贴不是给钱，而是收费低。一份荤菜５元，素菜３元。其中有价差，医院补贴。
４０岁的王栋有１０年中医从业经验。来自农家的他能设身处地为农村病人考虑。他说，“不管医院怎么开，中心还是要病人看得起病才行。医生把治病救人的本职工作做好，病人多了，医院自然就活了。以药养医，走不远的。”
为此，医院制定的办院方针中，对医生提出三个要求：
一是做到“三不”：不开贵药，不重复开药，不开可开可不开的药。所有处方药必须是老百姓用得起的，是能对癌症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有帮助的。术后五年生存率是国际医学界认同的标准。
二是快速检查，提高病人流动量。三天内出确诊报告。而在省一级大医院，通常需要一个礼拜才能出病理报告。去年，医院收治了４０００名住院病人，比前年增加２０％。
三是早诊早治，提高综合治疗技术，缩短病人住院时间。早期食道癌患者，术后７天就能出院。病人年平均住院时间由２００９年的２４天缩短到２０１１年的２０天。
成立于１９７１年的盐亭县肿瘤医院，其前身是在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食管癌防治研究所。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国有几十个基层防癌点，分布在农村癌症高发地区，并有大城市的癌症专家和流行病学家长期在这些地区工作。盐亭是食道癌高发区，其食道癌的发病率大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
但是，乔友林说，“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些基层癌症防治点由于长期得不到*府支持，几乎都垮了，像盐亭这样幸存下的屈指可数。”
盐亭县肿瘤医院在当地*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不但生存下来，而且从过去以食道癌防治为主的医院，发展成为川北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服务于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的综合性癌症防治中心。
曾经负责分管医疗卫生的副县长陈卉说，盐亭是一个省级贫困县，其经济综合指标在四川省排列倒数第三位。去年，农民人均收入为６７６８元。然而，从２００６年起，*府每年财*拨款１０万元给医院，用于肿瘤防治研究以及肿瘤的发病和死亡登记。
该医院的肿瘤死亡登记４０年如一日，是全国肿瘤登记最完整的一家县级医院。
“县上把肿瘤防治视为基础医疗来保护，帮助它发展长大，在更广更高的层面接收病人。如果它没有了，很多穷困癌症病人真的就没希望了。”她说。
２０１０年，县*府征地，将３０亩河滩地以２２０万元的低价划拨给了县肿瘤医院，以扩大医院规模。今年５月，配备了先进肿瘤检查和治疗设备的新门诊大楼和住院部将正式开张。王栋依然坚持“对病人的所有收费不变。”
为了扭转农民就医看病难的局面，中央*府采取行动，在“十一五”期间将公共卫生的资源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十二五”期间，中央*府将财*拨款用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癌症防治模式的研究。
乔友林说，衡量一个社会医疗制度的标准，应该是公平，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健康保障。
他认为，“盐亭肿瘤医院可以说是为国家的基层肿瘤防治探索出了一个模式——为病人提供质量合格、收费低的医疗服务，以临床兴院，人群防治立院。”
杨群芳老太太说，“穷人得了癌症，还是有尊严的。我住到这里，心头不害怕哇。医生啊，护士啊，都对我好。”
前一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