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夏意莹、吴千语、刘万仪及徐佳琦当模特儿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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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俏皮逗趣的漫画。
一种看法认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是历史的宿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批评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需要，以及“文革”时期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倡导汉语文教育，推行“民族融合，语言归一”[4]的教育思想，使藏族作家接受汉语文的基础教育，大部分作家还接受过正规的汉语文的高等教育，还有部分藏族作家出生和成长在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或异族通婚的双语家庭，再加上作家出于文学接受和传播的考虑而选择了汉语文创作。虽然从交流和交际工具的意义上说，语言没有阶级性，语言不等于意识形态，也不等于国家利益；而在实际的文化传播中，一个国家或民族却可以利用语言，取得一种信息优势，来传播某种统一的价值观念，谋求共同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我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平等共生的国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地形成了汉语在我国*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优势和语言主体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不仅与整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关，也与全球化语境有关，作家对汉语言的选择暗含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藏族学者尼玛扎西就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发表了富有见地的看法，“汉语创作优势地位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某种必然，片面强调‘藏族作家以藏族文化心态和价值观用藏语进行创作’才是‘真正的西藏文学’，不仅仅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封闭观念，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肯面对实际的‘精神撒娇’。就文学‘鉴证生存历史、抒发深层人性’的独立价值和创作自由而言，单语、双语，乃至多语化，一方面体现了创作者主体创作方式的选择和借重（不论出于无奈还是主动）；另一方面，一种或多种新的叙事语言和方式对西藏生存的介入，在创作主体高度自觉和深入反思的前提下，反而有可能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思考角度，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所表达、剖析的主题并对包括藏语文学在内的西藏文学创作的发展、创新，起到意想不到的促进和推动。”[5]因此，“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不仅向整个汉语世界传达了一种不仅仅是藏族的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处境，而且使藏族作家在文学书写时获得了一种双重视角，他们既是母体民族文化的发言人，也是汉语文学大合唱里的有力参与者，藏族作家在汉语书写中表达了他们所认同的小文化，以及民族文化从边缘向中心运动的愿望。”[6] 藏族学者德吉草持另一种看法，她认为一千四百多年以来，藏文化以其巨大的包容性以及开放姿态，不仅吸纳、借鉴了印度文化和文学、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也接受汉语文学的影响，并使以上诸异质文化在藏族作家敏锐的感受力和充满激情的创作中被转化和积淀，成为藏族母语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的成就，德吉草认为当代藏族汉语文学与母语（藏语）创作共同构成了藏族当代文学的多元格局的一抹亮色。汉语创作使“藏族文学的语言触角得到了延伸，并在不断地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改变了藏族文学传统话语主权的一元化趋势，藏族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形成了与母语文学交融、互补、互益、共生的多元形态的文学格局，为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提供了参考个案。”[7]在德吉草《文化回归与阿来现象――阿来作品中的文化回归情愫》中，论述了阿来的文化回归。德吉草意在说明，无论藏族汉语作家创作成就如何，最终都要背靠藏民族文化这棵大树。着眼的是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补充和丰富了藏族母语文学，其强调的是藏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姿态，暗含了藏文化与各异质文化之间的融汇与互渗关系（权力关系）。